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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四年之变 如何让“反腐斗争压倒性态势”形成?

2017年1月6日 上午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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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四年之变 如何让“反腐斗争压倒性态势”形成?

  十八大至今的4年间,中纪委总共开了六次全会。第一次全会是定班子,第四次全会是2015年秋天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此外四次都在每年1月举行,也是年度例会了,今年的第七次全会也不例外。

  2016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判断,“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相比2016年初相比,从“正在形成”到“已经形成”,两字之差,意味着思考反腐问题的起点,即将发生变化。

  除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的变化,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广度、深度也都是空前的。这一切都与中纪委的工作创新举措密不可分。伴随着反腐败的日渐深入,中纪委工作不断创新、时不时就“不按常理出牌”,出现了很多的“第一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中央反腐理念思路和方式方法之变。

  紧接着的2013年,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蒋洁敏、李东生等一批部委和地方高官落马,传递出对腐败“零容忍”态度。一些所谓“禁区”和“惯例”的打破,则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反腐败的认识。

  2014年7月,周永康落马,让“刑不上常委”的传言就此打破。随后,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一众高级干部也相继落马。习近平在后来的讲话中说,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

  2015年11月,中央纪委网站在不到24小时之内先后通报上海市委原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及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被查的消息。随着这两位京沪官员的落马,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省份均有省级官员被查处,反腐地图实现全覆盖。

  依据公开发布的信息统计,三年多来已先后有100多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落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已有10名中央委员、13名中央候补委员接受组织调查。

  而存在于老百姓身边的“苍蝇”,更是直接啃食老百姓的获得感。“亿元水官” 马超群,其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在北京和秦皇岛等地房产手续68套,贪腐程度令人咋舌。

  同年6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持续每月通报曝光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形成持续震慑和警示作用。在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间,中央纪委先后16次共通报1884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数据显示,专区仅开通6个月,就点名道姓通报1355人,其中527人移送司法机关。

  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问,“纪委是监督别人的,谁来监督纪委?”三次全会上要求纪委解决好“灯下黑”问题,五次全会上要求纪检机关“清理好门户”。

  1月3日,中央纪委在“反腐大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详细披露了如何对自己“清理门户”的。据披露,曾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的魏健是十八大后首个落马的中纪委高官,他在被带走调查后一夜白头;而原中纪委“六室”则成为中纪委“清理门户”的重点,包括中央纪委第六监察室原副局级纪检、监察专员罗凯在内,至少有3名纪检干部被调查。

  四年来,中央纪委已经清除了包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梁滨,曾担任省纪委书记的朱明国、李崇禧、金道铭,中央纪委机关的魏健、曹立新等人在内的多名“内鬼”。

  公开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218人,组织调整21人,立案查处17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5000人次,组织处理2100余人,处分7500人。

  中央巡视制度自2003年建立后,巡视“频率”一直是以每5年为一个周期,即一届地方政府的任期内,在这5年内达到地方全覆盖。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的速度突然加快。

  而从常规巡视到专项巡视,也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的重大创新。专项巡视“精确制导”,王岐山称其为“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15年3月,一汽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被查。与之相对应的是,2014年7月至8月,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对一汽开展了专项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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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在2014年1月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王岐山在报告中提出实现巡视全覆盖。在2014年7月中央第四轮巡视后,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常规巡视全覆盖;2015年6月,中央第七轮巡视,实现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全覆盖;2015年10月,中央第八轮巡视,实现对中管金融单位的全覆盖。

  2016年11月,十八届中央开始第十一轮巡视,这也是去年第三轮巡视,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党校等27家单位进行巡视,北京、重庆、广西、甘肃四省在此轮巡视中被杀“回马枪”。

  自“回头看”开始后,已经有王珉、苏宏章、王阳、郑玉焯、杨振超、杨鲁豫、尹海林、黄兴国、陈树隆、张文雄10名省部级老虎落马,在2016年落马的中管干部中占了相当比例。

  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就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后中办、国办又联合下发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八项规定虽小,却是从严治党的抓手。王岐山曾这样论述八项规定的重要性:十八大的基本精神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百年”、“中国梦”和“民族复兴”,但是这一切从哪里落脚呢?中央认为,从自身抓起: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中央让我管这事,我琢磨了半天,从哪里管呢?要从八项规定入手。反腐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立竿见影。八项规定是很具体的,一点都不抽像,而且政治局常委就带头遵守。

  在抓八项规定这件“小事”上,中纪委可一点都不含糊。据初步统计,截至2016年5月底,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近13万起,超过17万名党员干部受到处理,约9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从“公款陪酒致死”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八项规定的严格:黑龙江副省级官员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经中央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批准,给予付晓光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职务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有干部形容:宾馆酒楼前的公车少了,热热闹闹的奠基剪彩活动少了,各种会议“穿靴戴帽”的官话套话少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会场到餐桌都能让人明显感受到清风扑面。

  2014年1月,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反腐败国际合作”作出顶层设计。2014年6月,中国从中央层面建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八家成员单位协同作战,具体协调统筹工作由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由此打破海外追逃“九龙治水”局面。

  截至2016年9月,中国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210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363人,追赃79.94亿元;集中曝光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布红色通缉令的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5人落网。

  中纪委2016年12月公布的消息中就表示,2016年新增外逃人数进一步下降。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人数下降,说明追逃追赃工作的震慑作用确实发挥了出来。”

  中央纪委网站也曾刊文强调: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哪里,跑出去多久,都要一追到底。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将其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尚有一人在逃,追逃追赃就决不停止。

  无论是打虎拍蝇、追逃追赃还是巡视全覆盖,都是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作用,这是治标;而若要治本,就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重在“防”的功能,就需要有规矩。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有提到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也强调,党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党的团结统一就无法保障,我们这个党就不会有前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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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八项规定。有“改变中国”之誉的八项规定,其属性是党内法规制度,这是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开山之举。

  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同天发布。同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史上首个党内法规规划纲要。

  2015年,中共中央修订颁布了三部党内法规:2015年8月3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10月18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而上述“规矩”的起草制定修订工作,都需要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来领导和统筹。而当制度治党的笼子编织成形后,能不能扎得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这就需要纪委严格要用党章党规党纪去衡量党员的行为。

  中纪委网站曾发文指出:有的党组织往往在制定制度上下的功夫,远远超过在执行上下的功夫,结果是制度制定出来就完事了,根本没有认真落实,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好的“规矩”,如果得不到遵守,就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不仅不能产生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损害“规矩”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016年,在北京、上海、广东、重庆、新疆等地试行了“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各地均对什么是经商办企业进行了界定,如“不得在本市”、“不得在其管辖范围”经商办企业;而有的则是无任何限定条件的严格禁止,如重庆市规定,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

  除了通常的经商办企业行为,将领导干部配偶受聘担任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高级职务纳入规范,将其与在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中没有投资行为、不担任高级职务的一般从业行为区别开来,既从严界定,又不搞“一刀切”。

  有媒体曾刊发评论称,在没有出台此《规定》之前,虽然各级都在强调领导干部亲属不得经商办企业,但问题是,哪些干部属于领导干部的行列,哪些领导干部亲属不得经商办企业,哪些行为属于经商办企业,哪些经商办企业行为需要规范,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在制度层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

  据了解,上海市在实行该规定的一年期间,共甄别出165名市管干部需要规范,目前已全部完成规范工作。其中,112人亲属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10人调整现任职务,10人免职退休,1人辞去现任职务,29人亲属经商办企业与干部本人管辖地区或业务范围不存在关联,由本人作出依法依纪依规经商办企业的书面承诺,3人被立案调查。

  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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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将由人大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破解了“同体监督”难题。目前,政府序列的监察部(厅)只是国务院(省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而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监察委员会,在宪制意义上,和“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是平行的。

  中国现有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包括:党的纪检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反贪和反渎机构,还有政府中的其他监督机构,比如审计机关等。从机构的类别上来讲力量很分散,而且各个力量分属于党的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

  监察委员会整合了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之前王岐山用“转隶”一词来形容这种整合。

  与纪委相比,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不论是中共党员还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只要是公职人员,都在监察范围之内。

  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五次全会,以及在听取中央巡视情况汇报时,习近平先后多次强调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

  中央纪委网站“学思践悟”栏目曾发文提出,落实政治责任,一把手是关键,领导班子成员人人有责,决不能把自己当旁观者,坐在城楼上观山景,唱管党治党的“空城计”。

  文章批评了官场上一些“不担当”的现象:领“职务”时都跃跃欲试、当仁不让,而发现干部有问题却不去管,不报告、不批评;等到干部被审查了还跟没事人儿似的,说“感到很惊讶”。对这种态度和行为,上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委书记不能不管不问,否则就等于姑息放纵;“领导干部不担当,就是对党不忠诚!”

  2014年,山西发生塌方式腐败,中央对山西省委班子进行了改组性质的调整。湖南衡阳发生破坏选举案,原市委书记童名谦虽然自己没有收受贿赂,但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没有担责,玩忽职守就是犯罪。

  中纪委通报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的问题时称,王珉身为省委书记没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015年9月提出纪委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即: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把违纪当成“小节”,党员不违法就没人管、不追究,就会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监督执纪问责,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2014年8月,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七次会议座谈时说:“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有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

  在2013年这个栏目刚开创之初,各地通报案件中大多数不会指名道姓,而多用“某某”代替。如,2013年5月,广东曝光江门市运输管理局公职人员违规用公车接送孩子上学时的表述为“杨某”,有些省市甚至连单位都用“某”来代替。

  但从2014年开始的各地通报中,违纪违法官员的单位、职务、姓名等信息均被曝光出来。如2014年9月,广东通报的案件中如此描述“阳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调研员李宗焕违规报销费用和收受红包。”时间、地点、人物、职务、触犯哪条党纪国法等信息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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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岐山曾在多个会议或其他场合上表示过,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要通过曝光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近两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几乎每月都要例行通报当月各地处理违反“八项规定”案件的数字。各省市自治区及央企,中央国家机关都会公布本单位处理人员的情况,而在公布的内容里,几乎再也未出现过用“某”字代替的情况。

  2016年以来,湖北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力夫,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孔令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赖德荣,民航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兴华都受到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

  中纪委往常被称为“最神秘的部门”。诚然,纪律检查工作涉及一个个官员的命运,不可谓不敏感,但归根到底公权力都应该交由人民监督,加大纪检工作的公开透明,是公权力走向阳光下的重要一步,也是中纪委最为可感的创新之一。

  近年来,中纪委的形象从模糊到清晰,从“高高在上”到触手可及,监督的权力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敢腐到不能腐到不想腐的巨大转变,在一步步的公开透明中得以实现。

  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当天就到网站调研,显示了足够的重视。这一网站整合了以往“中央纪委举报网站”“监察部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等多个网站,成为中央纪委监察部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

  权威消息发布让单向传播及时透明,而在线访谈、举报专区等双向互动则更加贴近受众。2014年,多位中央纪委常委接受在线访谈,详解反腐败工作,与网友互动。网站“每月e题”栏目以留言板的形式,邀请网民积极为反腐败斗争建言献策,参与反腐大讨论。

  2014年11月,中央巡视组谈话画面首次公开。根据央视的画面,两位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人员坐在长桌的一方,一人边问话边进行笔录,一人负责用电脑记录谈话内容。被谈话对象则坐在对面,还可随身携带书面材料。

  一是1月15日,在解读中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的专场发布会上,中纪委5名官员集体亮相,是首次中纪委官员“组团”亮相国新办的发布会。会上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坦率回应了四川省长魏宏“失联”的问题。

  10月28日,十八届六中全会后第二天,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出席中宣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对国外记者提出的“反腐是针对政治对手的选择性反腐”等敏感问题做出了回应。

  二是中纪委先后推出反腐大片《永远在路上》和《打铁还需自身硬》,多个“大老虎”案情细节都是首次披露,还有大量落马高官在镜头面前忏悔的画面。

  此外,中纪委对国外学者也持开放态度。2014年9月,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Kerry Brown受邀参观中纪委,他事后对《凤凰周刊》表示:我们在中纪委待了大概两个小时,主管人事的官员告诉我们,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大约有1000人,23%的在职人员是女性。相对他们要完成的巨量工作,我没有想到人数这么少……中纪委在外界眼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但是从内部来看,他们的办公室、工作流程和其他政府机构非常相似。

  过去4年,中共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和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上持续发力。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的有效机制也正在建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习近平在去年1月的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 紧随其后的便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施行,这是在国家制度层面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其目的仍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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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news.taku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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